经济增长在任何时代都至关重要。通常我们采用国民生产总值（GDP）及增速来衡量经济增长。GDP统计方法有多种，其中，支出法易于统计，叠加凯恩斯经济学总需求分析框架盛行，因此将最终需求分解为消费、投资、净出口这“三驾马车”是宏观经济常用分析方法。

　　然而，这种“三分法”是一种静态分析方法。基于此争论消费或投资谁更重要时，往往容易管中窥豹。从“三驾马车”对GDP增长贡献率来看（见图1），消费和投资的贡献率常常此消彼长，因此容易误认为二者存在相互排斥的关系。这种分析方法是将每年经济增长总量看作一块蛋糕，无法据此推断消费与投资的相互作用。本节试图沿着一条时间轴，去理解二者的关系投资。

　　当期。在仅关注单期的情况下，容易直观地认为总产出是一块做好的蛋糕，之后被三大需求切分，就会形成消费与投资竞争瓜分蛋糕的看法，从而将消费和投资割裂开来，认为两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下一期。如果进一步考虑多期，投资的地位会上升。由于当期投资能够抵补资本折旧并增加下一期投入生产的资产，进一步产生下一期收入和消费，因此考虑多期时，投资作为各期生产活动“连接器”的作用将会放大。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意识到劳动力也将进入下一期生产，那么维系劳动力生存的消费何尝不是一种投资呢？

　　无限期。如果考虑无限期，那么消费的地位又会上升。首先，人类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消费，无论是自身消费还是子孙后代的消费。其次，当期消费也是维系劳动力可持续供给的条件，是一种形式的“投资”，是用于维系劳动者体能或智力的人力资本投资，而非狭义的资本品投资。再次，未来供给最终依靠消费实现其价值。因此，如果将期限绵延至无穷，消费又会成为一切生产活动的终极意义，关系到国民福祉，关系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和资本进入生产函数，背后是有消费和投资在维系着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存续，而当产出形成后又需要消费和投资来决定产出的出路。消费和投资类似于DNA双螺旋结构交互前进，不应将其割裂看待。

　　从微观层面看，投资和消费在资源分配上可能存在竞争关系。在家庭层面，居民过多地将收入用于投资或储蓄，就会减少日常消费支出。在政府层面，过多将公共财政支出用于公共投资可能会挤占公共财政中本可用于支持居民消费（如社会福利、消费补贴等）的资金。

　　从宏观层面看，投资和消费是互相影响的。首先，投资可以促进消费。当企业增加投资时，一般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劳动者收入，进而增加消费。同时，投资常常伴随着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提升，扩张的供给可以降低商品价格或增加新型商品供给，刺激居民消费。其次，消费会作用于投资。投资通常是基于对未来资本回报率的预期，强劲的消费市场通常意味着企业预期销售和利润增加，激励企业进行更多的投资活动。随着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和需求的升级，企业需要不断投资于研发和技术创新，满足消费者需求。以消费需求为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加易于提升经济运行的效率，并推动实现经济总量的增长。只有无效的投资，没有无效的消费（除了浪费）。

　　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可以随着时间转换的，这也符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早期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商品供给短缺，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驱动；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商品供不应求的局面转变，投资边际回报率下降，消费逐渐决定投资的走向。

　　当前有一种观点强调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认为应该尽可能依靠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实际上宏观经济学理论模型早有讨论。索洛模型和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模型分别从储蓄率外生或内生的角度，动态地阐述了经济增长过程中消费和资本的关系：首先，投资对经济增长很重要，或者说储蓄率对经济增长很重要。储蓄率的高低决定了经济达到稳态时的经济产出水平，即决定了经济规模所能达到的高度。其次，储蓄率并不是越高越好，或者说投资不是越多越好。储蓄率过高会忽略消费的意义，而实现无限期内世世代代总消费最大化才是全社会的目标。不仅如此，过高的储蓄率带来资本存量扩张，与之伴随的是维持投资水平上升，即维持规模如此巨大的资本存量使之不萎缩就需要保证每期投资不能停止或减少。第三，消费与投资之间存在最优组合。对各个经济体而言，何为最优增长路径以及政策如何实现最优增长路径，受到竞争格局、文化习惯、风险偏好等诸多因素影响。

　　中国的消费占比还远远没有达到最优水平。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美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相对稳定，在20%~26%之间波动。而中国的比重从上世纪70年代初的31%波动上升至2011年的46.7%，随后微幅下降稳定在43%左右（见图3）。美国的消费支出占比相对较高，且总体上保持相对稳定，表明美国经济模式更加注重消费。在1972年至2021年期间，美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的变化范围在75.75%~85.13%之间。中国消费支出占比在2000年后有所下滑，从63.6%跌至2010年的48.9%，随后微幅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衰退期间（如1980年代初期和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有所上升，主要是因为投资和出口减少，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相对增加。然而，在此时期，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占比则呈现上升趋势，反映了两国政策着力点的差异。新冠疫情期间，中美的储蓄率均有所上升。美国储蓄率上升主要是因为发放的大量财政补贴增加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而在补贴政策停止后，该部分超额储蓄迅速转化为消费。但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由于经济不确定性增大，大多数居民选择预防性储蓄。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告提出了促进消费和投资良性循环的两个办法：一是激发有潜能的消费，二是扩大有效益的投资。那么，何为有潜能的消费和有效益的投资？简单来说，有效益的投资就是产出最终能实现销售并获得利润的投资，这是由需求端和供给端共同决定的；有潜能的消费则是能促进投资不断产出并扩大生产的消费，这主要取决于需求端和供给端的相互影响。具体而言，需要分析消费和投资的各自的决定因素。

　　消费在宏观经济理论中一直具有重要地位。尽管各种消费理论的假设或推演方式有别，但有几点共识：第一，消费受到收入影响，即使是在农业社会，人们消费多少也受到农作物产出的影响。第二，人们具有平滑消费的能力，不局限于当期消费，不愿意饥一顿、饱一顿，而是尽可能平滑可预见时间内的消费。第三，消费意愿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受到主观偏好、借贷约束、延时满足等影响，更重要的是消费意愿会受到收入及预期收入影响，也是收入的函数。也就是说，收入会通过收入本身及其对消费意愿的影响这两个渠道共同影响消费，从而强化第一点。

　　相较于丰富的消费理论，专门讨论投资的经济理论要少得多，但有几点共识：第一，维持一定水平的投资对经济正常运行是必须的。每期投资的一部分是用于弥补资本折旧，维系存量资本不萎缩，剩余部分才是新增资本。随着资本存量扩张，每期所需维持资本在增加，也就是说过往投资积累的资本存量都需要当期投资去维护，维护后还有剩余的则是在既有资本存量上再新增资本。第二，资本回报率对投资的牵引作用巨大。关于储蓄是否会百分百地转化为投资，（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此有不同看法，但无异议的是除了受到储蓄这种“量”的影响外，投资还受到另一组力量牵引，那就是以资产回报率为代表的“率”。

　　传统经济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经济增长模型无一例外强调全要素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但基本假设是外生的。但是，技术进步是孕育于投资和消费过程中。具体说到投资与消费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又会涉及到经济运行的供需结构、行业结构、地区结构等。消费与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都很重要，而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型未能刻画这种交互影响。第二，资本回报率会影响投资已经几无争议，但资本回报率也与消费有关则少有提及。投资最大的风险是产品卖不出去，也就是马克思说的“惊险的跳跃”。因此，决定投资的主要因素是消费，只有下一期消费扩大，才能增加当期投资。只有以需求为牵引，特别是通过消费实现产品的销售，才会有资本回报率并引至投资需求。

　　投资和消费的决定因素分析表明，消费是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投资往往是波动的，特别是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加时。然而，消费通常是相对稳定的。通过消费来带动投资，发挥消费对投资和技术进步的引领和促进作用，有助于降低经济波动，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消费和投资的关系随着时间发生变化，消费与投资之间存在正均衡关系，这是传统经济学文献所忽视的。我国消费占比仍远低于最优水平，经济增长模式应由政府引导投资逐渐转变为以消费促进投资的模式。

　　投资是延迟的消费，消费则是另一种投资。当个人或企业进行投资时，是将当前的资源用于生产或发展，而不是立即消费，这意味着他们将享受回报和利润的时间推迟到未来。因此，投资可以看作是将当前的消费延迟到未来。消费则不仅仅是满足当前的需求，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对未来的投资。通过消费，个人或家庭可以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满足需求，并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基础。同时，消费对投资和技术进步有引领和促进作用，成为一种潜在的投资力量。消费与投资的良性互动，是短期促进经济增长的良药，更是长期持续发展的密钥。（作者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